在漫长而又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大多数战役和战斗红军都是处于被动状态，说句难听的就是敌人在后面一路追着打、追着撵。主动出击击溃国民党军队的战役少之又少配资代理期货，当然这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不得已而为之。

可就在长征路上大大小小六百多次的战役中，有那么一次战斗不为大众所熟知，却意义非凡，值得铭记。这便是过草地时的包座战役。

以现代人的眼光回看历史，包座战役是历史的偶然性，但是又存在着必然性。偶然的地方是说此次战役本在决策层计划之外，是根据当时情况及时果断调整的结果；必然之处是讲各种敌我不利条件相互交织促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发起对包座的攻坚战，否则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进程有断送之虞。

历史就是如此妙不可言，又是如此的不可捉摸。偶然中有着必然的将要发生的事件，必然中有着偶然突发的意外。人类就是穷尽一生的知识和能力也无法完全掌控历史前进的速度和方向，就像六月的天气和孩童的面容，说变就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话就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诠释。

懋功会师后的路线争执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四团在懋功会师，粉碎了蒋介石痴心妄想的计划。对红军乃至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来说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可喜悦中潜伏着危机——张国焘拥兵自重，妄想分裂红军，另立中央，以革命的名义行军阀的作为。

会师之后

，党中央根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判断，确定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的广大地区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争取西北各省的胜利进而扩展到全国的胜利。有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为证：

先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一部分远征军控制新疆。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击破胡宗南的南下进攻，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张国焘并不这样认为，他给出的计策是

向南进攻，背靠青海，打通通往新疆的道路，以求得到苏联共产国际的援助

。

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军阀思想，只知道偏安一隅，苟且偷生。

为啥这样说呢？如果按照张国焘的构想，红军在短时间内固然可以解决生存问题，可是在战略上却将掉入万丈深渊。原因在于当初红军长征对外的宣传是北上抗日救国，这与既定目标南辕北辙，肯定得不到各党派、各团体的支持。倘若只在四川、青海一处落脚，有三大缺点却是日后根本挽救不了，到时候悔之晚矣，哭都没处哭去。

一是四川青海群众基础薄弱，当时民族之间隔阂较深，远不像现在这般和谐。敌人可以联合当地的地主阶级绞杀红军，况且当地经济条件差，无法长期发展扩大红军的队伍；地形上也不利于红军机动作战的特点。

二是在国内得不到其他阶级的支持，自己主动放弃抗日这面宣传大旗，怎么得到内地各阶层、各地域的拥护。政治的秘诀不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吗？政治上不成功，陷入绝境，军事上从长期看也肯定会失败。

三是在四川青海一带注定是孤军奋战，当时西北军军内有不少的左派将领，对于蒋介石只是名义上的服从，而对红军则是持同情的态度。红五军团的董振堂就是西北军出身，认识不少西北军的高层人员。后来的西安事变无疑佐证了这一点，说到底，西北军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一句话，张国焘当时有着八万多的兵力，远远多于中央红军的一万人数，这就促使他军阀气息的滋生。革命意志不彻底，不把中国的前途命运放在第一位，无外乎教员说他“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早在三国时期，蜀汉政权北伐的目的就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和这如出一辙。

草地分兵，改道包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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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之后，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军政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从红四方面军成建制抽调部队补充红一方面军，两个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在通过的文件《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指出：

红军主力应该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东岸流域，并依据此地区相机向东进攻，变右路军为主力。

此时张国焘带着左路军执意向南前进，不听中央苦口婆心的劝告。

八月二十四日，右路军先遣部队率先走出草地后，在班佑附近的贡巴龙山一带击溃国民党张莱孝和一部分的藏兵。叶剑英在班佑调查通往甘南的道路过程中，了解到若按照原计划从班佑到拉卜楞，至少需要四天。便建议毛泽东和徐向前改变道路，由班佑经巴西到包座，则可直通甘南。

教员从谏如流，认为改道计划可行。而且此时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令其第四十九师向包座疾驰，企图和包座已有的兵力在包座至阿西茸一线两头堵红军，包座战役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打响了。

战役的具体过程和战法的运用

地理形势：包座是汉语的音译，意思为枪筒。顾名思义就是包座这块地方像一条直线，易守难攻，松潘到甘肃的千年古道蜿蜒其中。国民党还在包座一带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封锁带和阵地工事，大大增加了红军攻克包座的困难。

徐向前在派人侦察后，

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

。

在敌四十九师到来前，控制求吉寺和大戒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四十九师。具体部署如下：

令红三十军的二六四团佯攻攻击上包座的大戒寺之敌，主力则设伏于上包座西北处的山林中，以小部分兵力控制河东岸的制高点，准备打击援军；以红四军一部攻击下包座的求吉寺，红一军集中于班佑地区待命。

八月二十九日晚，红二六四团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扫清了外围据点，敌人残部退回大戒寺，双方形成对峙。次日清晨，徐向前为了引诱敌四十九师靠近，故意围而不攻。让其守敌向外求救，隐藏在西北山林中的主力蓄势待发，准备打援。

伍诚仁率领的四十九师救援心切，不知是计，继续北上。认为红军刚走出草地，兵困马乏，下令加强团占领西岸高地、另一个团向大戒寺进攻，自己则率一个团和直属队殿后。徐向前此时展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故意向敌示弱，主动卖了破绽给对方。命令红二六四团边打边撤，让敌二十九团和大戒寺守敌回合。

三十一日，国民党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这时立功心切，继续命令部队向北推进。而红二六四团也逐步将敌人引入伏击阵地中。作为右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审时度势，

决定部队进攻采取车轮战的疏散队形，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其一点，先拦腰斩断，乱其队形，再各个歼灭

。

下午五时，徐总指挥见时机已到，命令部队发起总攻。红二六八团直扑敌军的核心包座桥，将敌四十九师分割成三段，令其首尾不能兼顾，像泥土里的蚯蚓断成三截。伍成仁见情况不妙，亲自组织部队进行反扑，从包座河两岸对红二六八团进行夹击。还好红二六八团敢打敢拼，以白刃战的形势打垮了敌人的数次冲锋。

伍诚仁见突围不成，又心生一计，占据了几个小山包，企图拖延红军进攻的步伐，等待援军的到来。红军这时弹药不足，只能用肉搏的方式向敌人发起进攻。徐向前令二六三团、二六五团协助二六八团以优势兵力拿下了包座桥西北的二九一团。然后迅速对包座桥以南的国民党第二八九团实施围攻；红八十九师直属队和红二六八团并肩对国民党第二九四团主力发起最后的进攻。

在进攻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国民党的大部分有生力量被歼灭，伍成仁也在随后的大戒寺中被俘。但可惜的是，伍成仁此人诡计多端，趁着红军战士拖着疲惫身躯，在夜色的掩护下，跳进了包座河，之后杳无音讯。与此同时，求吉寺的守军见领头的带头逃跑，也无心恋战，纷纷投降，右路红军取得了包座战役的胜利。

国共双方伤亡大致情况如下：

包座战役

交战时间

1935年8月29日—31日

交战双方

红30军及红四军、红一军各一部

国民党第49师及独立旅第2团

伤亡情况

红军死亡2千多人，伤八百余人

击毙国民党4000余，俘虏800，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及大批粮食、牛羊

兵法讲究“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这里所说的五行指的就是目标、敌情、我情、时间和地形。战前，徐向前就和红军高级指挥员亲自深入前沿摸清了敌人的守备力量，还勘察了地形，知道制高点和河流的流经方向，并以此排兵布阵，这是包座战役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战场瞬息万变的态势，临机应变。在攻打大戒寺几次未果时，及时改变战法。集中兵力先歼灭西边的外围碉堡和阵地，扫清大戒寺的外围障碍。此时再围而不攻，以守敌为饵，引诱援军，进入包围圈后，把敌军截成三段，使得敌人自顾不暇，军心大乱。这才完美取得战役的成功，打通了通往甘南的通道，也打破了国民党草地“困死”红军的阴谋，为之后去往陕北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籍和文献资料：

《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解析红军出川入陕之包座战斗》中国军网冉阿丽

《长征：1934-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吴迪主编2017年出版配资代理期货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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